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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不死癌症”的他,给6300位无名逝者找家******

  屋子关得严严实实。

  1月2日,张大勇穿着一条棉裤、一件大棉衣,盖着厚被子,躺在电热毯上,依旧冷得发抖。

  作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58岁的张大勇最近一次出门,还是三年多前由几个彪形大汉抬他下的楼。此前,李宇春自曝患此疾病,后来得到控制。但对张大勇来说,错过了救治时期,这个“不死的癌症”,已导致他脊椎骨钙化,全身颈椎、双髋等30多处关节强直僵硬,身体怕冷,不会转头、坐立、行走......慢慢变成了一具“会呼吸的木乃伊”。

  他无法出门,生活在“孤岛”中,却渴望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寻人网站;他撰写出版了书籍《俺娘》……而他最为人所知的是,2012年夏天创建的“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里面有6300多个无名遗体的信息:山林中发现的男性骸骨;疑似自缢的六旬老人;全身赤裸的女性浮尸;死于交通事故的无名氏……

  十年来,张大勇每天搜集这些信息、照片,与它们相伴,最终让100多具无名遗体叶落归根。而他自己,在这份孤寂的事业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发现躺在家里也能帮到外面的人

  “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保留了两百多条留言,大多类似这样的:

  “寻找失踪的弟弟,男,身高180左右,体重60公斤,1998年出生,2022年8月31日从武汉长江大桥跳下失联,望好心人帮忙留意转发。”

  “寻找沉船的先生:我先生于2022年1月28日在钦州港区域沉船失踪,30岁,身高174,体重160斤左右,左手手腕处有一枚纹身,我也有同款的纹身,如看到可联系我拍图确认,谢谢!”

  2022年10月21日,吃完早餐后,张大勇侧躺在彩色条纹床单上,用右手食指点开床边的电脑,屏幕从蓝色瞬间变成了白色,进入“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接着一条条关于死亡的消息“扑面而来”。

  刚开始看这些信息、照片,他也是连续好几个月寝食难安,经常做噩梦……不过,他如今已习以为常。

  每天早上,张大勇躺着吃完早餐,用电脑工作一会儿,再起床做午饭。

  他工作和生活的房间约十来平方米,进门右边有一书架,摆满书籍,往里有一张电脑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脑,紧挨着那张狭长的铁木床,刚好够身高一米八五的他躺在其中。

  因为不会自己穿衣,张大勇睡觉从不脱衣,但起床依旧困难重重。他用手臂延长器,即一根1米多长带钩子的木棍勾起拖鞋,然后把僵直的双脚塞进其中。因血液不流通导致发紫、发黑的双脚,干燥脱皮,像鱼鳞片一样脱落。

  双脚套上拖鞋后,他胯部用力旋转,身体倾斜,之后双腿着地,两只手抓起拐杖,用力撑起上半身,双脚终于踩在了地面上。

  他高兴地说:“我起床了!”

  张大勇记得,他生病后,第一次这样起床,花了半小时也没有成功。如今动作娴熟多了,十几分钟就能起来。

  他曾经能正常行走。1991年7月,27岁的张大勇高烧不退,从此瘫痪在床。

  1997年2月的一天,距他家几十米远的瀍河桥下发现了一具女尸,烫发,穿一件红毛衣。那两天,张大勇听到电视里播一则寻人启事,洛宁县一夫妇吵架后,妻子离家出走了。丈夫描述妻子的穿戴、发型等,跟母亲和弟弟转述的桥底女尸特征一模一样。

  家里没有电话,张大勇让当时在国企上班的弟弟张小勇联络那位丈夫,告诉对方联系洛阳市公安局,说他妻子可能被人杀害了。一个星期后,张小勇再打电话过去,确认男人的妻子正是该红衣女子。

  张大勇回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躺在家里也能帮助到外面的人。

  枕头下藏了一把剪刀

  1964年9月,张大勇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的一个普通家庭,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某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常年在外,母亲在家务农。张大勇从小跟着外婆在偃师市(现改为区)诸葛村长大。

  外婆叫蔡芸芝,是作家魏巍笔下《我的老师》的主人公。张大勇至今记得,小时候,外婆教他讲对联、猜谜语;他做错事,承认错误,外婆夸他诚实;夏天的夜晚,屋门口被打扫干净,铺上凉席。他和外婆一起躺在凉席上,遥望满天星星,外婆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娓娓细述天文和天宫里的故事。

  快乐的童年,自他十岁起戛然而止。

  那一年,张大勇的右大腿窝疼痛,村医诊断其为“隅蔻”(音)发了。外婆通过村医的指点,用大青盐在铁锅内炒热,装在布袋子里,再垫上毛巾,焐在他右大腿窝疼痛处,疼痛减轻。

  1975年底,外婆去世后,张大勇回到洛阳市的父母身边。上初二时,他腿窝疼痛加重,几乎不能走路,第一次休学住院,被诊断为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每天打消炎针、用激素药,却不见好转。

  治疗了两个月,张大勇不得不出院、返校。其后,因病情反复,他几次休学住院、出院返校,都没有落下学习,还是班里的班干部。

  1983年,上高中的张大勇第四次因病休学,从此没能再返回学校。医生告诉他,他患的是强直性脊椎炎,但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张大勇考大学、搞科研的梦想一时间化为了泡影。

  疼痛厉害时,像锤子捶他的神经,不能侧身、坐立,躺在床上24小时不吃不睡。等到疼痛减轻,他才能喝一点醋,吃几个鸡蛋大小的蔫苹果,又酸又涩。

  那些日子里,张大勇哭泣过、诅咒过、绝望过,想过一死了之。

  有一次,母亲王玉平发现儿子的枕头下面藏了一把剪指甲的剪刀。很长一段时间,她白天、黑夜都不敢出去,害怕儿子想不开、做傻事。王玉平鼓励儿子:“人有两根脊椎,一根是骨骼脊椎,一根是精神脊椎。骨骼脊柱病了,精神脊椎挺起来,人照样可以挺拔伟岸。”

  为了让儿子找到活下去的勇气,王玉平鼓励他多学习,去报社看新闻,去学校旁听课,让他看到更远的世界,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信息。疼痛减轻时,张大勇去报社的资料室,阅读全国各地报纸,去学校读书馆借书,甚至还做过报社的通讯员。

  妹妹张千千印象中,母亲对哥哥关怀备至,他的任何情绪波动,老人都看在眼里,随时开导。相比之下,她和弟弟得到关爱就少很多。

  1991年夏天,张大勇彻底瘫痪后,开始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的生活。他回忆,其后十年,他每天讲的话不超过70个字。

  1996 年6月,父亲因病过世,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王玉平到各单位、学校、居民小区,收购废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一些晚报、文摘、杂志等,用板车拖回家里给张大勇看。

  张大勇说,他估计至少阅读了10吨报纸,剪报存了3纸箱,从中寻找生活的意义,最终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和方向。

  狭小的屋子挤进了五十多人

  通过看报刊杂志,张大勇发现了很多奇闻逸事,以此编写了一本50万字的《切尼斯(Chinese的音译)中国纪录大全》;他收集了很多寻人启事,大小方块,做成了三本“寻人相册”集,希望能去学校搞一次展览,教育孩子们不要离家出走。

  张大勇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不少学生受武侠小说影响,跑出去“闯天下”,跟家里人失去了联系。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能寻找解决方法。

  1998年5月,河南的《大河报》转载了“新华社”的一则消息:“全美失踪儿童中心”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寻人网站,以帮走失的孩子寻找其家人。张大勇看到后心想,这太方便了,我为什么不做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呢?

  不久,弟弟张小勇从国企下岗。张大勇建议弟弟先学电脑,再找工作,顺便一起做“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张小勇听从了哥哥的建议,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习计算机:去图书馆看相关的书,洛阳大学旁听计算机课等。

  2001年1月,张小勇在一家网吧熬了三个通宵,按照哥哥的想法,建成了首个“中国寻人网站”,并开通了“寻人热线”。

  彼时,家里没有电脑,躺在床上的张大勇没能看到这个新建的网站。一直到当年10月,洛阳市残联捐了一台12英寸的电脑给他,摆放在房间的桌子上。张大勇侧躺在床上,看见电脑屏幕泛着白光,上面是网站的名称,下面一排照片,附有几行小字.....他激动万分。

  寻人网站有“家找人”,包括家人寻找离家出走的人、走失的精神病患者等,也有“人找家”,包括帮被收容的人员或已死亡的无名氏寻找家等。很长一段时间,网站都是弟弟张小勇在维护。张大勇学会使用电脑,是2009年换了第二台电脑过后,他才会打字、更新网站。

  当时的《东方今报》记者孟亮记得,张大勇那时不能翻身、下床,状态比现在还差,但他内心强大,做了不少正常人都做不到的事情。2004年认识张大勇后,孟亮经常去家里看望母子俩,后被对方视为亲人。

  媒体的接连报道,让这个在床上躺了十年的男人突然火了。一些人跑到家里来,跟张大勇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他帮忙寻找亲人。“最多的时候,家里一次性涌进了五十多人,挤满狭小的屋子。”

  其后十年,张大勇的寻人网站免费帮助两百多人找到了家。

  但没有人知道,张大勇很快陷入了抑郁。他去看心理医生,对方说他梦想太大、太多,把身体压垮了,建议他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想做的事情太多,好像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不够我想的。”张大勇回忆,他后来反思,学会量力而行,才慢慢调整了过来。

  2007年,张大勇参加中国人文奥运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其设计的“2008中国年神七奥运纪念标志牌”,包含了北京奥运和“神七飞天”两个元素,获最富创意、设计金奖。

  央视报道了他的事迹后,广东一家企业老板联系上他,资助他去北京做了两次手术,把双髋、双膝置换成了钛金属人工关节。

  他才又重新学习起床、走路,靠着拐杖等工具,慢慢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卧行中国

  今年1月2日,张大勇感染了新冠,发烧39度多。

  那两天,他没有下过床,吃了两颗之前备的退烧药,饿了就喝水,吃点零食。其间,他头痛、睡不好,还呕吐过一次。

  此前一个多月,他就谢绝了任何人来访。但两天后,他状态开始好转,如今已基本恢复正常。

  去年天冷之前,深圳建辉基金会给他家里安装了管道和暖气。相比此前,家里变暖和了,而且随时有热水。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基金会,以那些“帮了别人一辈子,现在自己面临困境”的个体行善者为资助对象。

  2006年开始,张大勇每个月领100多块钱低保,涨到现在每个月有600块钱。另外,他每月还有120块钱的残疾人补贴。但依旧维持不了家里的开支,网站因欠费几次被关闭。直到2017年初,基金会开始资助张大勇,每个月一千块钱,并不时去家里看望、慰问。

  “张大勇眼神清澈,笑容纯真,生病后出门总共不超过十次,却能利用互联网做公益事业。”建辉基金会洛阳负责人李灿学感叹。

  李灿学记得,有一次,基金会的几位女士跟他一起去看望张大勇,见对方躺在床上,双腿全是紫黑色的,难过得哭了起来。

  张大勇却不以为然,告诉他们,现在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的首个“中国寻人网站”成立几年后,各地寻亲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张大勇发现,“人找家”部分没有人做,更需要社会的关注,于是决定单独做这部分,取名为“无名逝者数据库”,供寻亲家庭,以及相关单位免费查询。

  当时,妹妹张千千对此并不赞同,但她觉得哥哥不容易,不忍心阻拦。

  为收集无名逝者的数据信息,张大勇给各地殡仪馆、医院、公安局等相关单位打电话、写信,得到的回复寥寥。他希望收集的信息主要包括无名逝者的大致年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死亡原因、时间、地点等。

  进展不顺利,但他并不灰心。2010年9月,张大勇参加“百万青年创业计划”大赛。他收集无名逝者数据库信息的创意,获一等奖,3万块钱奖金。

  第二年秋天,张大勇在妹妹、妹夫的陪同,以及各志愿者的帮助下,躺着去了广东广州、深圳,福建......他联系、走访了近100家卫生、公安、民政等单位。

  回忆起那次45天的“卧行中国”行动,张大勇说,他只在广州殡葬管理处搜集到了五百余条数据信息,但媒体的跟踪报道,让这次行动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无名逝者”的问题。

  不过,这次经历,并没有给他的妹妹和妹夫留下很好的记忆。张千千记得,她老公说,好不容易出来,去的不是火葬场,就是殡仪馆,还在那种地方留影!但哥哥有梦想,张千千希望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此前,有网友评论,让一个残疾人做这件事,显示出相关部门人性关怀的缺失,也体现出相关工作不扎实。但张大勇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全国各地的殡葬管理条例不一样,且这是一件冷僻的事,需要有人去做,而自己可能是最合适的人。

  2011年8月,36岁的张小勇突发疾病过世。

  因为无法出门,张大勇没有见到弟弟最后一面。孟亮觉得,张大勇对弟弟,以及整个家庭心存愧疚,但他从不说出口,只是继续努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年夏天,“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正式上线。

  “放弃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明文规定:火化遗体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一些遗体因各种原因缺少“死亡证明”,导致全国多地医院太平间、殡仪馆积尸严重。

  一边是家属寻找亲人、亲人的遗体;一边是公安机关难以侦破命案,无名逝者无法“找家”。张大勇说,近年来,多数公安机关出具无名遗体的死亡证明前,会在本地媒体上发布认领公告,但人口流动性大,很多无名逝者可能是外地人,家属不一定能看得到信息。

  张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数据库”,希望补充相应的缺陷,作为全国专业性的无名逝者信息平台,让家属更便捷地找到遗体。

  但十年过去了,知道此网站的人并不多,而收集信息跟从前一样艰难。大部分时候,张大勇从其他网站上寻找信息,整理到自己的网站上,至今已有六千多条无名逝者信息。他偶尔接到自称是公安民警的电话,称想在其网站上发布无名逝者信息,但当对方知道是他个人办的网站后,就都不了了之了。

  前几年,因经济压力,张大勇多次想过放弃网站,但他内心不愿意放弃,“如果我放弃了,全国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有人建议他在网站上加入殡葬广告,张大勇拒绝了,他不愿意赚死人的钱。

  即便如此,张大勇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这个又冷又偏又小众,甚至让读者后脊背发凉的公益项目,让至少一百多名“无名逝者”叶落归根。张大勇觉得,接到家属的感谢电话,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志愿者毛全红说,很多人活到这个年纪,会变得世俗、麻木,张大勇始终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她经常会忽略对方是一个残疾人。

  一直以来,张大勇和母亲王玉平相依为命。约20年前,王玉平接连患上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六七年前,她乳腺癌复发,风湿导致她左胳膊肿胀,颈椎和头疼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子面前诉苦、抱怨,只是鼓励他。

  王玉平偶尔偷偷打电话给孟亮,说家长里短。她担心自己走后,张大勇一个人生活太艰难,有时甚至嚎啕大哭。

  “她这一辈子太苦了,丈夫过世得早,两个儿子都没有结婚生子,一个早早过世,一个因病残疾。”孟亮说。

  近几年,张大勇经过康复训练,可以自己起床,拄着拐杖在家里做饭、炒菜,帮母亲熬药等。但他依旧无法坐立、弯腰,下楼梯。

  2022年8月8日,王玉平在家里摔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治疗。十天后,她出院,住进了一家老年公寓。张千千说,因为母亲在家里不方便,老年公寓有人护理,而且她每天都会过去陪她聊天。

  10月4日,王玉平突然病情加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母亲最后的日子,张大勇没有见到她,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更没有办法去墓地里祭拜她……2022年10月21日,张大勇回忆起母亲,这个鼓励他寻找梦想的女人,陪伴他大半生,如今也离开了他。

  张大勇一个人孤寂地躺在床上,默默地点开了“无名逝者数据库”。

  “这是我的梦想。”他说。

  (文中张千千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视频编辑 吴佳颖 实习生 王佳樱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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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特战队员正在进行捕歼战斗演练。图为特战队员沿河堤快速追击。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

  今年年初,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执勤六中队驻地附近突发山林大火。趁着风势,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山林植被茂密,火势不断蔓延,形势十分紧急。

  “队长,让我上吧!”二级上士孔令杰主动请缨,带领几名战友,拿着镰刀和扑火工具,奔向失火现场。

  山势陡峭,风向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困在火中。孔令杰带领大家顶着呛鼻的浓烟,成功开出了一条隔离带,控制住了火势。但这一仗,也在孔令杰和战友们的身上留下了一块块特殊的印记。

  在支队访谈教育课上,孔令杰作为受邀嘉宾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大家。

  “我没想到,这个当初让我‘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大山,现在却成了我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地方。”授课现场,战友们的思绪随着孔令杰的讲述,一起回到了9年前。

  执勤六中队营区地处湖南和广西两省交界处,群山环抱、密林丛生,不但距离市区远,而且大多是山间小路,曲折环绕、崎岖不平。

  新兵下队,刚坐上驶向营区的大巴车,孔令杰就有些后悔。从市区出发,车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偏。抵达中队时已是深夜,看见营门口灯光下戒备森严的哨兵,孔令杰突然觉得“像只小鸟被装进笼子”。

  面对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环境,孔令杰一时难以适应,丝毫没有了入伍前的豪情壮志。

  孔令杰的转变,源自他的班长、一级上士胡灵。

  那天,胡灵带着孔令杰来到巡逻区,在离中队最远的一个哨位前停下脚步。“这个哨位被战友们称为‘苗山红哨’,它距离山下一共有303级台阶,是中队最艰苦的一个哨位。这个哨位上站的全是党员,从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胡灵给孔令杰讲完哨位的故事,语重心长地说:“历代官兵用心守护的库区,现在传承到了我们手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守好?”

  接着,胡灵又将自己一路成长的故事讲给孔令杰,让他深受触动。

  胡灵新兵刚下队时,中队环境较差,做饭主要靠烧柴。于是,完成巡逻任务之余,官兵们还多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上山砍柴,然后背回中队晒干劈好、堆放整齐,保障大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大山里落后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繁华的景象显得格格不入,但胡灵牢牢记住指导员讲的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山这边的安全,才有了山那头的万家灯火!”

  怎样的军旅才算精彩?是风平浪静一路顺风顺水,还是历经风雨收获成长?那天回来,回味着班长讲的故事,咀嚼着班长说的每一句话,孔令杰的心中有了答案:“既然来到这里,那就要成为这里光荣的一份子!”

  “面对日复一日的巡逻工作,你有想过换岗工作吗?”“在大山里夜间巡逻时,你害怕吗?”“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随着访谈的深入,台上台下交流得越来越热烈。

  “思想教育是围绕人做工作的,一堂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能直抵心灵,引人共鸣。”在现场观摩的一位支队领导有感而发。

  从“想让官兵知道”到“官兵想知道”,一字之变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变化。一堂课只有听者想追问,才会有亮点,才能紧紧抓住官兵的心。

  孔令杰和战友们每两个小时就要围绕库区进行一次巡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当平凡的工作被具象后,在场的许多战友都向孔令杰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现场的官兵普遍反映:“这样的身边人接地气,这样的身边事摸得着,我们喜欢听,也喜欢学!”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融安中队政治指导员赵浩钧(中)和新兵谈心。

  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访谈教育课上,让官兵印象深刻的不只有孔令杰,还有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他的一番深情讲述,将教育课推向高潮。

  仲夏时节,热浪滚滚。密林之中,武警广西总队第二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张毅文带领官兵一次又一次冲击着自己的极限。

  10公里武装奔袭,特战队员们要负重30公斤。此前,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5天的高强度训练,大家双腿如灌了铅似的,每迈一步都那么难熬。加上那几天持续高温,不少特战队员身体都出现不适现象。

  说起当时的情景,特战队员全智尧的表现让张毅文记忆犹新。由于个头比较矮小,很多课目对他来说比较吃力,在转移模拟人时,全智尧的手不慎受伤,鲜血直流。

  考虑到武装奔袭后,全智尧还要进行狙击课目比武,张毅文便想帮他拿枪,没想到遭到了全智尧的拒绝:“如果一名狙击手连自己手中的武器都拿不稳,那他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全智尧的话给了张毅文很大鼓舞和触动。张毅文在队伍前后来回奔跑,将全智尧这句话传递给每一位官兵。

  “只有在训练场上多流汗,才能在战场少流血,多胜算!”配合着情景剧,张毅文向战友们讲述着他带领中队官兵不断追梦、圆梦的故事。一个个血性突击的故事,如响鼓重锤,在官兵心头回响。

  访谈教育课上,被邀请的先进典型都和张毅文一样,来自基层一线。他们中,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受伤群众的英雄,也有奋战抗洪清淤一线的党员代表,还有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一兵……

  “对于官兵而言,一个个‘张毅文’就是一面面打赢旗帜,引领着官兵吹响战斗的号角。”该支队领导说,坚定官兵信仰,教育官兵心向战场,是访谈教育课的初衷。事实证明,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狙击手杜金浩入伍前,特别爱看影片《红海行动》,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电影中顾顺一样又酷又飒的狙击手。

  去年,杜金浩在特战选拔中脱颖而出,如愿成为一名特战狙击手。他说:“相比于电影里的艺术塑造,我现在的目标更明确了——要像张毅文指导员那样,勇敢追梦!”

  “讲故事,胜于讲道理。只有不断拉近听者与讲者之间的距离,想方设法吸引官兵‘流量’,才能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该支队领导说,从“一人唱好一台戏”到“众人共烹一桌席”,近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呈现形式,创新推进战斗现场话战斗、身教示范教品行、多人共授一堂课等教育模式。

  唱响教育主旋律,呼唤更多新创举

  现场观摩这堂访谈式教育课后,该支队警勤中队指导员黄宇立最大的感受是:“教育创新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变革、推陈出新,既要注重外在形式,又不能偏离塑造正确价值观的主线。否则,只会陷入模式化、概念化。”

  曾几何时,黄宇立一度苦恼该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让授课效果更好。每次备课,他都挑灯夜战,到处搜集素材和资料,可最终还是收效甚微——

  台下官兵不是“你滔滔不绝,我没有感觉”,就是“你有你的大道理,我有我的小确幸”,或者“讲得挺有道理,但和我的实际生活还有距离”……

  受访谈式教育的启发,前不久,在一堂有关“如何预防手机失泄密”的教育课上,黄宇立另辟蹊径。为增强课堂的互动性,他邀请一级上士陈龙生为大家演示手机失泄密场景。

  陈龙生曾连续两年获得总队通信专业比武第一名。在演示和互动环节,他通过电脑向一部手机发送了一个被伪装成游戏链接的木马程序。随后,这部手机上几乎所有的信息便在电脑上一览无余。官兵们惊叹之余,纷纷感慨:“以前,这种情节只听别人讲过,还真没亲眼见过,原来手机失泄密离我们真不远!”

  小张作为中队文书,需要经常统计许多信息。为了图便利,他曾想出一个“妙招”,在微信里发布通知后,很快再选择“撤回”,他认为这样既能快速下发通知,又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一举两得。

  “幸好自己当时没有这么做!想想真是后怕!”课后谈论环节,小张心有余悸,不但及时检讨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想法,还和大家讲述了正确使用微信、依法严守保密规定的重要性。

  思维一变天地宽,丰富的授课方式能大大提高课堂的活跃度。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侃认为,在这个知识大爆炸、观念大融合、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教育不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个“生态圈”,既要做到与时俱进,又不能出现本末倒置,既要做到“百花齐放”,又不可过于“标新立异”。

  不久前,红瑶族历史上第一位女企业家陈英花,身穿瑶族盛装,将自己亲手绣的党旗送到了融水中队。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10多名瑶族群众,她们都是历届“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让新兵了解驻地文化和乡土人情,激发官兵献身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融水中队指导员林远峰以党日活动的形式开展了一次访谈教育课。课上,林远峰特地邀请了当地苗族芦笙队队员和红瑶群众一起来到中队,和官兵面对面交流。

  过去,由于祖祖辈辈奉行“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陋习,一代代红瑶女孩被隔绝在深山之中。为了让更多红瑶女孩学到知识,该支队一茬茬官兵自发捐款建起“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30多年来,近600名红瑶女孩从学校毕业,走向外面的世界。

  “因为有了‘红瑶春蕾女童班’,我才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才有了走出大山的动力,有了创业的勇气。”陈英花和在场官兵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听着陈英花的创业故事,官兵们对“红瑶春蕾女童班”的理解更加深刻,“我们的一点爱心,可能会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上等兵杨宏来自云南大理,从参与驻地扶贫活动到见证驻地村庄发展变化,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和我的家乡一样,都在大山之中,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自己‘家乡’的变化更让人振奋,我会更加努力守护驻地的安宁!”

  从教育方式创新到教育理念革新,从优质课程打造到人才队伍建设,该支队以访谈式教育课为契机,逐步打开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溢出效应”。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开展访谈式教育课,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作为访谈嘉宾,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

  好教育当念“真字诀”

  ■王 旭

  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集训以来,各级加紧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深耕新作,推进重构重塑。举凡各种创新之变、破立之举,莫过于念好一个“真字诀”。

  真对接官兵。搞教育不是搞“空中楼阁”,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在教育“供给侧”上,要牢牢地让“供给端”精准对接“需求端”,守正创新使教育直抵官兵心灵。反观我们现在,一些单位领导嘴上喊着教育革新,但干的仍然是单向度“输出”的工作,没有针对性,也不讲因地制宜,一些标新立异、大道理朗朗上口而战士并不喜欢听的课被推为样板,让教育陷入一潭死水。

  真发动官兵。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根本在于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发动好官兵。在教育中,不妨改“一言堂”为“众筹式”,一方面坚持领导带头,发动各级各岗位助力,另一方面把受教育者纳入教育“链路”,让他们真评教,甚至反哺教育资源库,真正形成“大教育圈”,让教学相长、人人受益。

  真转变形式。哲学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执永无止境,但在教育上,好的教育方式方法与好的教育内容同样重要,永远都是好课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网生代官兵渐成主流,如果不能通过好的载体、形式、方法,第一时间撬动他们的心灵,就很难让教育课入脑入心。只有不断总结创新方式方法,适应新的形势任务、新的部队实际,不断改进教育形式,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

  (余海洋、张亚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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